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党协调各方，其政治宪法学意义至少有：第一，最大限度凝聚国家与社会在价值问题以及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共识。
国家的巩固强盛，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高，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第二个部分是实现普通国民受教育权与劳动权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1986，2006，2015）、《教育法》（1995，2009，2015）《职业教育法》（1996）、《高等教育法》（1999）、《国防教育法》（2001）、《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2013，2016）《劳动法》（1994，2009）、《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2008,2015）等。
住房、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导致居民在福利领域的消费支出扩大，从而扩大了市场消费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53]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现行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权的本质要求，扶助弱势群体，发展教育事业、医疗、文化事业，保障国民的各项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其次，社会法立法日益充实完善。[51]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而民生问题则在社会生活表面化的断层之下，始终位于中国政治的主题中。
第一部分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实践中，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依据的便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提议。
此般执政合法性的证成逻辑也直接影响并体现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即将党的领导规定在宪法序言而非宪法条文中，通过记叙历史、用事实说话、寓理于实，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该自然段被认为是序言的重中之重，甚至是整个宪法的核心。（一）现行宪法中党的领导规范的类型化表达 基于宪治规律和立宪技术的考量，宪法文本在表达党的领导之规范意涵时，采用的并非是平白直述的方式，而是通过显性规范和隐性规范两种形式呈现，且以隐性规范居多。五四宪法第42条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需要说明的是，运用刑事手段打击破坏党的领导行为，应谨防刑法的工具化倾向以及打击范围的不当扩张。根据宪法第2条，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大，此系在宪法上对人民主权原则进行宣示。
其二，七五宪法第15条和七八宪法第19条皆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思想领导乃是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将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无疑是实现思想领导的主要方式。该决定的背后有着颇多复杂缘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能够尽可能地回避争议。对此，执政党给出的答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党的领导 与五四宪法相比，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明显更为丰富。理论上讲，实现依宪执政需要解决三个基础性问题：一是通过宪法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党领导人亦日渐意识到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必须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寻求更多的合法性证成依据，使其更加符合宪治规律和法治精神。具体而言，相较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该自然段实现了国家根本任务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转变。
例如，根据现行刑法第2条和第13条，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刑法的基本任务之一，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被类型化为刑法上的不法行为。随着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依宪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式。
2018年宪法修改所选择的方案，是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以表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愿意接受党的领导。除了强化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证明外，在宪法规范层面进一步明确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能够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乃至党的组织机构体制化于国家政权提供根本法上的依据。
相较而言，七八宪法的规定方式更为合理。这一回应思路，最终也体现在现行宪法的文本当中，即在序言第7自然段中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表述。宪法序言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了中国的近现代史，并将其概括为四件大事：废除帝制、创立中华民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三是加强团结，通过统一战线凝聚各政治力量和各社会阶层，以便更有效地完成执政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七八宪法仅将其作为一项基本义务加以规定。2018年宪法修改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统一战线，其目的便是要为实现中国梦寻求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
例如，2018年宪法修改之前，有学者提出应在总纲中安排有关政党的宪法规范。前者主张通过修改宪法对宪制实践作出回应。
党的领导既指向国家政权亦指向社会，统一战线便是实现党领导社会的重要方式。首先，两部宪法皆是运用历史功绩来证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理性认识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需将其置于宪法变迁的历史中加以考察。诚然，国家机关在宪法实施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但在宪法实施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执政党的领导作用更为重要。
我国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其实经历了数次变迁，从共同纲领到现行宪法的五部宪制性文件中皆有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规定，特别是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党的领导规范空前丰富。二是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彭真曾多次强调，宪法序言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不是主张问题，而是历史事实，但序言第7自然段中的规定实际上完成了党的领导由事实向主张的起承转合。4.党的领导与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党的领导绝不意味着执政党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已形成，直至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我国政党制度的宪法地位才获确立。随着党的领导的宪制实践不断深入和加强，国体条款中有关党的领导的隐晦表达越来越无法满足宪制实践的需要，通过更为明确、直接、肯定的方式表明党的领导已是现实之必须和历史之必然。
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便有人提出过此种疑问：中国共产党不是犯过错误吗，怎么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此，彭真的作答是：共产党犯了错误是自己可以改正的。因此，有必要将党的领导规范作为整部宪法的构成要素，着眼于宪法整体规范对其进行系统解释，通过分析阐释党的领导规范与其他宪法规范的关系，对宪法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形成客观理性的认识。
与此同时，在该条款中紧随党的领导之后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而党的领导又内涵于社会主义制度当中，破坏党的领导自然也为宪法所禁止。对于享有领导权和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确定违宪责任的主体、内容和追究程序，无疑是健全宪法监督机制的过程中应予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并非是要求宪法对执政党内部的权力运行进行调整，而是在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相互结合的点上对执政行为予以规范。宪不言党并不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宪法的修改，要理直气壮地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上去。尽管有人认为，宪法第1条中的工人阶级领导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但若仅从宪法的文字表述来看，将党的领导明确写入宪法条文，是直至2018年宪法修改才得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国体条款对于我国国家性质的表述落脚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间接传达了党的领导的规范意涵。
在将党的领导导入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宪法序言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日渐难当重任。由此，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只是执政党的政治承诺，更是一项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
至此，现行宪法序言和宪法条文中的诸多党的领导规范，共同构成了我国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因受左的错误影响，七五宪法将党的领导以不科学的方式写入了宪法条文，一些不当表达在七八宪法中得到了保留。
执政党和各级人大基于不同的逻辑，与人民主权发生关联。严格意义上讲，统一战线属于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其能够发挥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三：一是区分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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